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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一课本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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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一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课本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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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上层建筑是受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商朝内外服制和西周分封制的相同点,都是国家结构的体现,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国家治理的一种形式。不同点在于内外服制是一种较为松散的国家结构,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较弱;分封制是较内外服制更加进步的—种国家结构,分封制与宗法制相配合,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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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汉武帝中期以后的历史有基本了解。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设立中朝作为协助自己决策的中枢机构。汉武帝死后,权臣霍光统领中朝,掌握实权。霍光继承了汉武帝晚年的既定政策,中央集权制度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宣帝时,中央集权甚至有了全面强化。但宣帝之后的西汉后期,皇权衰弱,外戚宦官干政延续不断,中央集权名存实亡,最后导致王莽代汉的结局。这一历史教训使刘秀认识到中史集权“失权”的危害,是他在东汉初年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动因。自汉武帝开始的中朝尚书权力的增大,已经开始制度化约束包括丞相在内的“强臣”干政局面,刘秀果断将尚书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设立尚书台,使之成为秉承自己意志的中枢所在。史书记载表明,东汉的尚书台已经拥有了各方面的参与决策与行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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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是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的开端,建立了以丞相府为首的行政中枢,这一制度延续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目的,设立中朝,使之成为行政中枢所在,外朝丞相府的权力大大削弱。中朝尚书的权力在此阶段发展起来。西汉晚期,三公制取代丞相制,对行政中枢制度产生重要影响。东汉建立后,以尚书台作为行政中枢,三公的权力进一步降低。隋唐的行政中枢是三省,三省长官并称宰相,三省中中书省又因草拟政令而处于更加核心的地位。宋朝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但又设枢密院、三司分掌军政与财政,分割宰相权力。元朝实行中书省总理政务的中枢制度。明朝初年废除宰相制,以内阁作为行政中枢。清朝雍正时,确立了军机处作为中枢的制度。从总体上看,历代中央行政中枢制度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重要演变阶段。其总体趋势是削弱宰相权力,加强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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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由此诞生了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中央集权制与郡县制就是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维护地主阶级整体利益的政治制度。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其间有很多变化,但这两大阶级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因此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也就不会改变。郡县制作为中央集权制下的地方行政制度,在层级上历代有不同划分,但本质没有改变,是适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种政治制度。郡县制对维护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以及维护地主阶级整体利益都产生了很大作用。中国历史上有些王朝也曾推行过分土治民的分封制,如汉初郡国并行制,西晋分封并不断扩大宗室诸侯王的权力,都被实践证明是瓦解中央集权的力量,根本起不到藩卫中央的作用。所以郡县制是历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主体。除了秦朝关于郡县与分封的选择产生过激烈争论之外,历代政治家对郡县制都持肯定态度。柳宗元和顾炎武尽管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到郡县制的必然性,但他们朴素的直觉无疑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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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自秦朝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后,中央决策体制中就形成了以廷议、朝议、集议的方式决定国家重要事务的一种传统。如秦朝的皇帝制度问题、郡县与分封制取舍问题等都经过了廷议。参加廷议的人员也很广泛,不局限于中央高级官员,具有一定代表性。参加廷议的人员大都可以畅所欲言,由皇帝集思广益,最后裁定。历代皇帝的很多诏令发布之前也经过廷议。秦朝开始的廷议在后世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其趋势是向较为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廷议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种“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决策的合理性。廷议制度虽对君主权力有一定制约,但其作用是有限的,廷议结果是否被采纳,仍然取决于君主意志,而不取决于廷议的正确与否,或是否为多数人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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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之处: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国家权力属于公民,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不同之处:在斯巴达和罗马共和国,官员数量少,且没有薪水,普通人实际上无法出任,因此斯巴达和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寡头制特征。罗马共和国最终演变成帝国,皇帝成为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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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清楚地表明,屋大维不仅掌控了军队,而且把元老院、高级长官和立法的职权都集于一身。在罗马帝国中,皇帝掌控罗马国家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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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说明,《大宪章》限制国王随意抓人、处置民众和对被统治者征税的权力。《大宪章》主要保护的是贵族的利益,尤其是规定贵族未经合法审判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等,即国王不得随意处詈贵族。对商人利益的保护,一方面说明商人当时已经相当重要,另一方面说明此前国王曾对商人征收苛捐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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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议员经选举产生,在议会选举中嬴得胜利的党派的领袖有权组阁,但如果政府失去议会信任,则政府可以解散议会再度大选,或者内阁选择辞职。

美国总统、国会议员的任期不同,总统任期4年,参议员任期可以长达6年,众议员的任期只有两年,因此总统、国会的选举并不同时进行。总统一旦当选,除非遇到弹劾或去世,一般来说不会因为自己所在的党派在国会选举中失败而下台。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制度更有利于施政稳定。但美国总统要受到国会和法院的制约,国会有权通过税收和财政预算,控制总统的钱袋子;法院有权宣布总统的命令无效。因此,美国的制度是典型的三权分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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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治制度从中古时期发展而来。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一个关键时期,确立了君主立宪制。18世纪,英国逐渐形成内阁,到19世纪经过三次议会改革,才最终形成英国当今的制度:议会议员经选举产生,占据议会中多数的党派负责组阁,内阁直接对议会负责,因此与议会共进退。

美国诞生于北美殖民地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中,封建残余较少,有利于创建共和政体,并且较多吸收了启蒙思想家的制度设计,结合当时北美的情况,实行三权分立,总统、国会和司法系统各自独立,相互制约。

法国封建传统浓厚,君主派势力强大,又面对欧洲大陆的反法势力,因此共和制度的确立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最终形成的制度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英国,但也承认政府经选举产生,需要对选民负责。总统、国会和总理各司其职,形成法国基本的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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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政党内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责任内阁制,先进的中国人想通过议会政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国民党在当时是最具革命性和影响力的大党。但是,当时中国的实权掌握在袁世凯等旧势力手中,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使得政党政治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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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上,中国共产党设立边区政府,作为民国地方政府,而非建立苏维埃政权,主要是由政党的性质和革命任务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团结抗战。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统一战线的性质,有利于调动一切抗日阶层共同联合抗日,对边区建设和抗战胜利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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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制”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为争取团结各阶级抗战而采取的政权组织原则。在抗日根据地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组成上,中国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党外人士占其余三分之二名额。这一原则突出体现了边区政权的统一战线性质和共产党人愿与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民主合作的精神,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了参政议政的群众基础,加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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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人民政协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代表人士组成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其基本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

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同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又根本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调动了广大民主人士的参政议政热情,开创了群策群力、共同建设国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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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政党政治作为仿行西方政治的—种重要形态被移植到中国。民国初年,政党政治一度兴起,但很快遭到破坏,名存实亡,这是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所决定的。

一方面,革命阵营未能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重建社会秩序。革命党改组合并,人数众多,貌似强大,但往往降低其革命性;革命党人缺乏运用民主政治的经验,其举措往往不切实际,脱离群众;议会政治初行,不完善之处颇多,国会议员的选举多演变为党派之争。

另一方面,中国专制主义的社会根基依然根深蒂固。分散的个体经济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仍占压倒性优势,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根基和影响力;旧势力为了继续维持他们的支配地位,倚仗军队暴力来镇压反对力量;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各自利益,扶植旧势力作为它们在中国的代理人,给予金钱和武器支持。这些因素汇合在一起,成为北洋政府时期政党政治被军阀统治取代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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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策略上均不成熟。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造成民族危机的原因和挽救民族危机的路径,未能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主张,而是把希望寄托于并未完全掌握实权的皇帝;缺乏可靠的社会基础,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缺乏实际的政治操作能力,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操之过急,举措失当,也很少做分化。瓦解敌对阵营的工作,使得特权和利益遭到触犯的守旧势力迅速团结起来抵制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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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先易后难、由浅入深的渐进式改革.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既有安于现状、不愿改革的群体,也存在担心风险、不敢改革的心态,还有急功近利、贸然推进的现象,这都是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表现。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改革进人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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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第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第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第四,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五,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第六,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第七,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八,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第九,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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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次三中全会,都是在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部署、总动员。这次全会深刻剖析了中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未来走向,实现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凝聚了全党全社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动力量,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啃下了不少硬骨头,闯过了不少急流险滩,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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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具有开拓性的事业,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因此,改革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充满曲折。这就需要改革家有远见卓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坚定改革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由长官自己辟除举荐而产生。由于属吏不归中央管理,由此也带来许多危害,他们或营私舞弊,如汉朝就有“奸吏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汉书·黄霸传》);或结成朋党,如汉朝颍川郡“吏俗朋党”(《汉书·赵广汉传》);还有像《隋书·刘炫传》中所说的无所事事的情况。隋朝改变这个制度,各级长官的僚属皆由吏部任命和考核,吏的管理更加严格,这无疑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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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之前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本质上还是一种推荐制度,推荐者的主观因素对官员选拔影响比较大,而科举制是一种考试制度,以考试成绩取人,官员选拔标准相对客观。科举制下允许符合条件者“投牒自进”,无须其他条件,官员选拔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科举制把官员选拔的各项制度收归中央,巩固了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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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说“官,吏事君也”,“吏,治人者也”,说明官与吏在职能上是不同的。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封建官僚制建立后,中央直接任命的官,一般只到县一级。如秦汉时期,二百石以上的属于官,二百石以下的是吏。中央任命的官在县一级只有县令、长,县丞、尉(称为长吏),其他属吏(称为少吏)中央不任命,都由各级长官在所任地自己选用,籍贯一般为本地人。魏晋南北朝以降,官品制度形成,有品级的是官,无品级的是吏,但属吏任用大体延续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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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材料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对官员选拔的要求既重才又重德,但是德是第一位的,被放在才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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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是一个制度体系,也是一个治理体系。张居正认识到,立法不难,难的是有法必行。不要只听一个人说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事有没有成效。如果国家对所安排的事情没有考核制度,君主心里对全局也不清楚,那么人人都会心怀侥幸,不去认真落实。这种情况下即使把古代的圣贤请出来,恐怕也做不成什么事。因此,考核制度在国家管理中有着重要作用,不仅要建立相关考核制度,还要使考核制度落实。中国古代从秦汉至明清考核制度的严密,正是其重要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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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壮大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业资产阶级需要更多的政治权力,需要能为他们利益服务的人才。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管理的事务日益繁杂,公共服务类的事务急剧增多,需要有学识、能力和经验的管理人才。同时,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他们不再担心封建势力复辟,法治开始取代人治,对国家治理人才的要求已经逐渐摆脱党派利益之争。另外,工业革命后,平等参政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资产阶级也需要扩大统治基础。于是,面向所有公民、通过竞争考试择优录用人才以建立高效廉洁政府的文官制度在工业革命后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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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材料中可知,这份报告是为建立常任文官制度而作,目的是选拔能够胜任公共服务工作的人才,认为应该通过公开竞争考试选拔人才,要建立完整的奖罚制度来激励文官的工作。因此,这份报告的核心思想是:考试录用,奖励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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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可以发现:文官制度是有阶级性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文官执行资产阶级政治家制定的政策,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但是,也不能否认,由于文官的职业性和专业性,他们确实能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并保持国家治理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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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所有公民通过公开竞争考试录用文官,扩大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为资产阶级治理国家提供了优秀人才,有利于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文官的政治中立和无错常任特点保证了政府工作的稳定性,有利于政局稳定。晋升和退休制度等系统的管理制度,保证了文官工作的稳定性和积极性,有利于增强社会治理的专业性,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这些都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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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建立公务员制度是加强干部人事工作法制化建设的根本措施,是中国干部人事制度从人治走向法治的重要开端。因为法制化是现代人事制度的基本特点,各国都在总结本国经验和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本国人事制度体系,并制定了有关法律法规。

另一方面,实行公务员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二是对包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内的广大公务员的严格管理,有利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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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化在于改非领导职务为职级,实行职务、职级并行制度,重新设置了职级序列。

原因: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对公务员队伍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一些规定不适应、不符合新形势的要求,需要与时俱进地加以修订完善。加强对公务员队伍的统一领导、党管干部等要求要进—步体现到具体规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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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文官考试思想奠定了近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1913年,北洋政府颁布《文官考试法草案》等法案,标志着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制度有了新的发展。一是正式设置考试院作为国民政府最高考试机关,考试院负责考选、铨叙事宜,是公务员制度的主要执行者和监督者;二是1929年颁布了《考试法》等一系列法规,初步形成了公务员法律法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公务员录用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20世纪90年代,国务院发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公务员选用制度初步建立。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国第一部公务员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标志着我国公务员管理步入法制化轨道。2018年,我国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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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是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期,清末选官制度的变革表现在传统的科举选官被学堂选官、留学毕业生选官制度取代。学堂出身的人不仅可以获得与科举出身相应的待遇,还可以享受优先进入仕途的待遇,这对读书人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传统教育由于无法与当时的选官制度接轨而遭到抛弃。学堂选官深刻地影响了读书人的命运,还表现在:新学制下读书人的受教育机会增多,可以选择新式学堂和出国留学等不同渠道;从学习内容看,虽然仍有传统的经学,但学生也开始接触新知识和新思想,新式学堂教育改变了读书人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学堂毕业生进入教育、科研、工业、商业、财会、医学、法律、新闻、出版、艺术,以及政府、军队等各个社会领域的职业阶层,充实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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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成为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势必向社会各个层面渗透,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等各方面。儒学向法律的渗透最初体现为儒家士人以经注律,即以儒学的经典来解释法律。这种做法也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儒家思想进一步被注入法律制定和法律解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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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最早是儒学士大夫用来教育百姓向善互助的,后来逐渐为统治者所利用,改而宣讲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圣谕”,其教化内容也更多地强调顺从(如尊敬长上)、安分守己如各安生理),说明乡约已完全由教化手段沦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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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教育儿子(汉元帝)所说的“王”与“霸”,就是主张仁义、教化的“王道”与主张武力、刑罚的“霸道”。朱元璋说皇帝治理百姓,靠的就是“教”和“刑”,分别指伦理教化与刑罚。颜钧说《大明律》这样的一部法律,其实也是“一部礼经”,守礼教便不会触犯法律,而不遵守礼教则自然就会触犯法律,必定受到刑罚,所谓“出礼人刑”。因此,整个社会实际上被统治者所设计的两套统治手段——教与刑(或者礼与法)——完整地覆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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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留下了各种遗存,包括文献的或机构性的。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阅读朱熹《白鹿洞教规》《朱子家礼》《朱子小学》,有条件的学生可以了解一下本地区、本家族在宋朝以来出现过哪些理学家,他们有哪些主持和参与社会教化的事迹,了解一下相关理学家创立的书院,可以翻阅一下家谱或族谱,了解理学向家族教育与规范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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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推翻旧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使启蒙运动中资产阶级的思想得以实现。法国大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颁布的一系列法律,充分体现了自由、平等和人民主权、社会契约等启蒙思想。大革命中上台的拿破仑捍卫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对资产阶级法律进行了总结,最终确立了法国的资产阶级法律体系。因此,法国大革命在性质和内容等方面都对法律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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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期,基督教神学影响了欧洲社会的各个方面,几乎所有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习俗都渗透了基督教的说教。无论是政治、法律,还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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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法律都是一定政治、经济基础的反映,都是统治者进行国家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工具。所以,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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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都是近代四方资产阶级的法律,都与罗马法有着或多或少

的联系,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中古时期的日耳曼法、教会法的影响。

不同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形成过程

中遇到的情况不同。英国更多地继承了尖国口耳曼人的习惯法,日耳曼法是它的主安力源,因此英美法系有遵循先例原州这一业有 1点,法官在审判中的权力较大,注里z片四三验和判例的作用。法国则更多地受到了中古后

期罗马法复兴运动的影响,大陆法系的法律体系比较完备,条文严谨,概念术语准确,法官必须按照法律条文审判,等等。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查阅的材料进行比较,选取一点或几点进行阐述,只要言之有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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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同时,“法治”还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

(2)法制的本质是一个国家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监督等方面,都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和制度;法治的本质是一个国家的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严格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项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严格依法办事,法律在各种社会调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权威性和强制性。

(4)法制的产生和发展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任何国家都存在法制;法治的产生和发展却不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只在民主制国家才存在法治。我国实行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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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第二部分,讲的是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联系;第三部分,讲的是依法治国事关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人民的幸福安康、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材料既明确了依法治国的性质,又明确了依法治国的方向,还突出了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和总抓手。学生结合材料展开阐述,言之有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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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应突出爱国主义的时代精神和要求。爱国主义教育是激励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伟大旗帜,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需要凝聚人心、团结全部力量去攻坚克难,为更高的目标努力奋斗。爱国主义始终是凝心聚力的兴国强国之魂。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担当和使命追求,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目标,凝聚着中华儿女的共同夙愿。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就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澄清关于爱国主义问题的思想是非,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公民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为人民服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和优越于其他社会形态道德的显著标志。集体主义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由上可知,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还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灵魂,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思想道德建设解决的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问题,具体包括:普及理想教育,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国家;普及道德教育,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一切都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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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的双重影响。

(2)说明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解决哪些问题。

(3)说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体现了哪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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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结构的调整,更加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具体表现在:一是充分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二是有利于动员人民以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三是有利于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实行民主集中制,保证国家统一组织各项事业;四是切实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法律是最重要的制度形式,也是制度的最高形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随着人民对包括法治在内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增长,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和形势的日益复杂,我们要健全保障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健全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保障制度,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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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课文内容回答即可。明朝修筑长城,并且沿长城布置九个重要的军事重镇“九边”,但同时在相对和平的时候,在“九边”的辽东、宣府、大同等地,也会开放马市。

教师可以适当拓展,强调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贸易早在明朝以前就已经有了,如唐朝“以金帛市马”,宋与辽、金之问的交易物品更广泛,明朝也通过食物、纺织品、日常生活品及其他手工业制品与蒙古族进行交易。蒙古族提供的商品主要是马,故称“马市”,当然也会有牛、肉、羊毛、马鬃、皮张等商品。

p66-1

明清两代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态度都不是很积极。明朝开放海禁后,向下海贸易商船发放“商引”(实际上是一种需要缴纳税款才能获得的准许证),征收“引税”,以进行管控。清朝则是通过具有官商性质的“十三行”(指鸦片战争前官府特别许可在广州从事对外贸易的商行,最多时达26家,少时4家,但习称“十三行”)来垄断对外贸易。

p66-2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式有很多种。第一,政治上的隶属关系,主要是在民族地区设立郡县或者羁縻性质的机构,如汉朝的西域都护府、唐朝的大都护府、明清时期的羁縻卫所与土司等。第二,经济上的往来,其中最典型的是自唐朝以来的马市、宋代的榷场等,而且受汉族影响,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也会发生变化。第三,在历史上,民族冲突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部分。在军事冲突中,残酷斗争是一方面,但还有民族交融的一面,斗争与交融是同时并进的,斗争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交融完成了,这一点不必讳言。而且,在民族冲突中,不少民族作为雇佣军也会加速民族交融的进程。第四,社会文化上的交融,包括各民族之间的大杂居、往来通婚、生活习俗的影响等。

p66-3

在唐都长安,不仅生活着井真成那样来自日本的遣唐使,还活跃着来自中亚、印度、阿拉伯乃至东罗马帝国的使者、僧侣、客商、学者、匠人。那时,长安不仅是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中枢,也是东西方文化交融汇聚的中心。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说:“贞观以来,边裔诸国率以子弟入质于唐,诸国人流寓长安者亦不一而足……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在长安的西市,有不少胡商。唐朝的服饰、饮食、宫室、乐舞,也大有胡风。从唐人的诗中也可以看到长安的国际性。例如,李白的诗中就有不少写“胡姬”。《少年行》中写道:“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因此,从唐诗可以看到唐朝长安的国际性。至于唐朝长安的城市面貌,可以查阅史念海《西安历史地图集》、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著作。

p68

这段话的核心思想是战争是主权国家的统治者发动的,也应当由他们来缔结和约结束战争,强调了主权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体地位。

p70

开放性试题,言之有理即可。

p71-1

开放性试题,言之有理即可。

p72-1

本题具有开放性,材料出自多个国际法文件,学生言之有理即可。例如,《联合国宪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要国际法文件,它的主要宗旨是“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从各个方面得到了加强,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p72-2

近代外交制度是民族国家发展和国家主权确认的结果。因此,它的建立对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本题是开放性拓展题目,学生可以在了解外交制度的基础上思考,归纳总结出自己的结论。

p74

(1)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都对统一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2)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逐渐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各民族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人口分布状况决定了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不同类型和不同行政级别的民族自治地方,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3)自1840年以来,在共御外敌、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长期斗争中,中国各民族建立了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形成了互相离不开的政治认同。

p75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主要包括:一是把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摆到突出位置;二是优先合理安排民族自治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社会事业的投入;三是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持力度,特别是加大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四是采取特殊措施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教育事业;五是组织发达地区与民族自治地方开展对口支援;等等。·具体措施还有很多,学生可以自己搜集,这里提示的只是原则和政策方面的。

p77-1

“三个离不开”精辟地概括了我国56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休戚与共、互助合作的紧密关系,既充分考虑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全面反映了我国民族关系的生动现实,又着眼于我国民族关系的长远发展,充分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发展的共同愿望,是新形势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指导原则。

“两个共同”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既坚持党的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和党的民族政策,又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民族问题实际,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特色,指出了民族工作的总原则。

“五个认同”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源泉。只有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才能促进各民族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发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下,只有深刻认识和充分发挥“三个离不开”“两个共同”“五个认同”的重要作用,才能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有力地促进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进一步维护和巩固中华民族大家庭安定团结的和谐发展局面,也才能从根本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p77-2

这段话出自习近平2014年9月28日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民族问题、民族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坚定信心决心,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 1)认识“四个要”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要注意“四个要”不仅是经济问题,还包括民生、教育、生态等多项内容;不仅是经济社会建设,还包括边疆建设等。

(2)具体分析每一个“要”的指向和目标任务。

(3)综合认识。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要牢记我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坚持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把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来,同心同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p79

(1)新中国的三条外交方针,是随着人民革命的节节胜利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2)从1948年2月至1949年4月,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有:第一,保护外侨及其国家代表机关。“对于这些外国侨民所办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机关,不论其是否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一般地还不采取排除或没收的政策。对于外国侨民及其国家代表机关,一般地应采取保护政策。”第二,不承认旧的外交关系。“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家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般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第三,维护国家独立自主。“不允许任何外国&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这些原则的核心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同外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周恩来说:“‘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3)“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说与外国(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机和条件。这是1949年1月至2月间,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谈话中首先提出来的。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4)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两大阵营对抗,美国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在解放战争时期扶蒋反共,也由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前途,决定了新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必须实行“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方针。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就指出:“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正式把“一边倒”的方针公之于世。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他强调:“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这就是说,实行“一边倒”,就是在世界斗争格局中,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并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坚决斗争。7月7日,参加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联合发表声明,拥护“一边倒”方针。

(5)“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便构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条外交方针,也奠定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格局。

p82-1

图表比较直观,从1950年的19个建交国到1976年的111个建交国,增长幅度大。到2019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增长至180个。

p82-2

( 1)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中国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对国际事务,中国坚持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决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同时,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各国的事情由各国政府和人民自主决定,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协商,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侵略扩张和干涉别国内政,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

(2)中国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不走国强必霸的路,而是深化以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为目标的全方位外交布局,确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倡导并践行新型全球治理观,维护联合国在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和主渠道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赢得支持。

( 3)秉持正确义利观,中国始终支持发展中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中国在关键事情中主持公道,得到赞扬。

p84-1

其核心是一个“变”字,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朝着好的方向变,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各国人民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这是正向的变化;另一方面是逆潮流的变化,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两方面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变”的本质是世界秩序重塑,全球治理机制完善。

毫无疑问,我们的选择是积极推动世界的正向发展,政治上,要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我们要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巩固同各国的伙伴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以“亲、诚、惠、容”的理念发展周边关系,真心实意做周边国家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以“真、实、亲、诚”的原则,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休戚与共、共同发展、文明互鉴的友好合作关系;同欧洲、拉美国家也要在相互增进了解和合作中不断进步。中国不仅着眼于自身的发展,还就世界和平发展的诸多议题提出中国方案。

p84-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英文名称缩写为CAFTA,是中国与东盟10国组建的自由贸易区。中国和东盟对话始于1991年,中国于1996年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建成后,东盟和中国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1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的巨大经济体,成果显著,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

为进一步提高本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在中方倡议下,双方于2014年启动自贸区升级谈判,并于2015年11月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2016年7月1日,议定书率先对中国和越南生效。此后东盟其他·成员陆续完成国内核准程序,升级议定书生效范围不断扩大。2019年8月22日,所有东盟国家完成国内核准程序,10月22日,升级议定书对所有协定成员全面生效。

升级议定书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是对原协定的丰富、完善、补充和提升。第一,在货物贸易领域,双方优化了原产地规则和贸易便利化措施,将使域内企业更大程度享受自贸区优惠政策,降低贸易成本。第二,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中国在集中工程、建筑工程、证券、旅行社和旅游经营者等部门作出改进承诺,东盟各国在商业、通信、建筑、教育、环境、金融、旅游、运输等8个部门的约70个分部门向中国作出更高水平的开放承诺。第三,在经济技术合作领域,双方同意在农业、渔业、林业、信息技术产业、旅游、交通、知识产权、人力资源开发、中小企业和环境等十几个领域开展合作,并为有关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双方还纳入了跨境电子商务合作等新议题。.总之,升级版就是自贸区实施各项优惠政策。在优惠政策的促进下,中国与东盟的双向贸易额和投资额均有大幅增长。

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包容、合作、共赢关系,实现经济的互补。

p86

这样的字很多,如财、费、货、贾、贡、赏、赐、购、赎、贷、贪、赃等。还应注意,有些与财富、商业有关的汉字经过简化,已经没有了“贝”的偏旁,但其本来面貌(繁体)是有的,典型例子为买(買)、卖(賣)二字。

p90-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霸主,欧洲衰落,旧的世界货币体系已经崩溃。美国着手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一方面是为了重建世界货币秩序,稳定经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美国自身利益,推行霸权。学生的回答言之有理即可。

p90-2

通过提供短期贷款等手段,稳定汇率,有利于国际金融的平衡发展;同时,促进各国贸易的发展,以便各国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p91-1

本题是一道开放性题目,学生根据所学知识和查找的相关材料阐述自己的观点,史论结合、言之有理即可。

p91-2

亚投行是中国倡议设立的,得到了很多国家的响应和参与,促进了亚洲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它的成立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本题是一道拓展性题目,学生可以根据题目的要求自由发挥,言之有理即可。

p93

田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变化不明显,其征收标准基本上为土地(隋与唐前期按丁征收,但也是以按丁授田的均田制为基础的);人头税的变化较大,由秦汉的口赋、算赋发展到隋唐的户调,至两税法实施后则与田租合并征收,清朝“摊丁入亩”之后,按人头征税的强制剥削就此废除;徭役的变化也比较大,由秦汉时期的强制性服役,到隋唐可以纳庸代役,到明朝一条鞭法后折银代役,反映出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逐渐松弛。

p95-1

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为调节社会收人水平,确保社会公平和国家有序发展,在个人和家庭收入整体差别不大的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征收的必要,所以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才制定颁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p95-2

195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是基于当时的时代条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改革开放后,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这一税则的不少规定已不适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需要,其主要问题如栏目中提供的材料所示。因此,国务院于1985年颁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

p96-1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从此,中国农民告别延续2600多年的农业税。据统计,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每年可减轻农民负担约1250亿元,人均减负约140元,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

p96-2

关于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的过程,学术界的研究相当充分,学生可以在有关中华民国史的通史性著作和近代中国海关史、经济史著作中搜集资料,也可以通过网络查找相关论文。

p99

东晋时期,因许多北方人迁徙到南方,政府临时性地用白籍来管理他们,不让他们承担赋役。但随着这些人逐渐稳定地居住下来,政府自然也就希望他们与土著居民一起承担赋役,便把他们编入所居郡县的户籍“黄籍”。宋朝有纳税的主户与不纳税的客户之别。随着时间的推移,客户的比例下降了,而主户的比例上升了。两者都说明,实行户籍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赋役征发服务。

p102

古代国家有两方面的重要职能:一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用暴力来维持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生活条件,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二是处理全社会的公共事务,管理和协调社会生产的运行。古代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对贫苦无依的人进行救济,显示出其对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的重视,出发点则是为了保证人口繁衍与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可以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但是,这种法律规定注定不可能长时间得到执行。其不可能执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古代的生产力还达不到能普遍予以救助的水平,而各级封建政府的阶级属性也决定了其不可能对剥削对象予以全力的救助。因此,这种救济也没有形成普遍化和经常化的机制,往往表现为统治者个人恩赐性的“仁政”,时有时无,覆盖面和力度都很有限,并不可能真正解决无助群体和贫苦农民的温饱问题。

p103-1

在任何一个社会,总会有一些不幸的民众,他们不能经济独立,需要政府的救济。从国家的立场上来说、照顾和救济贫穷卑微之人,抑制豪强世家无穷的欲望,是首先要做到的,至少在法律层面上将各种民户当“编户齐民”一同对待,以保证他们的生存权。这也是儒家仁政思想的体现。汉朝一些以政绩著称的循吏,像颍川太守黄霸等,也都把救济鳏寡孤独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

p103-2

阅读族规家训,关键是了解古代宗族在维护社会秩序上所起到的作用,如提倡和睦乡里,提倡勤劳致富等,对于一些违法行为也会以族规家训的方式加以禁绝。教师要引导学生注意剔除古代族规家训中的封建糟粕。

p105

地方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地方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引人市场化手段是一种基层治理手段的变革,可以提高基层治理的社会化程度和效率。本题具有开放性,学生可以阐述自己的观点,史论结合、言之有理即可。

p107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完善,在医疗、养老、就业、住房和教育等方面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保障,减轻了人们的后顾之忧,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

p108-1

这三种模式与不同国家的地方治理方式有关,也与其历史发展有联系,体现了不同的政府对社区管理方式和干预程度的不同。学生叮以就三种模式本身展开讨论,分析利弊,也可以从各国的历史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言之有理即可。

p108-2

任何一种政策只要适应具体的社会经济或生产力的发展,就能推动社会经济或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起阻碍作用。因此,各国政府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是正常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先是大力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欧洲很多国家建立了福利国家,为国民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福利。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有些国家的福利制度已经影响了国家经济发展,便不得不作出调整,力图在奖勤罚懒和保障福利两者之间保持平衡,以保证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北欧一些国家继续扩大社会福利,目的也是如此。本题是一道拓展题,学生在拓展知识的基础上思考问题,史论结合、言之有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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